制壺人在壺上鐫刻或鈐印的文字、符號、圖案，我們稱之為紫砂壺的印鑒款識，它便於鑒賞識別名人名作。
紫砂壺的款識與其他陶瓷製品的款識不盡相同，而獨具特色。一把不具款識的壺，看上去使人感到很不完整，價值不高；雖具款識，但款識不美，也會使人感到這把壺欠缺文化內涵。歷代制壺高手陶藝名家對印鈐款十分講究，它涉及到製作者的文化藝術素養，就像繪畫領域內的“畫外功夫”一樣，我們把它稱為“壺外功夫”，是壺藝的組成部分。縱觀紫砂壺款識的發展歷程，它既與紫砂陶的演變緊密相連，又與當時的書法篆刻同步發展。大體經歷了由毛筆題寫、竹刀刻劃到用印章鈐印的工藝演變過程。從傳世的歷代紫砂名壺看，見諸於實物的最早是明代萬曆年間時大彬所制的“時壺”。“供春壺”是沒有款識的，鈐有“供春”二字的壺，皆歷代紫砂藝人所仿製。明代四名家董翰、趙梁、袁錫、時朋目前皆無實物資證。李茂林史載以原書號記自己的作品。
明代流行刀刻款識，周高起《陽羨茗壺系》說：“鐫壺款識，即時大彬初倩能書者落墨，用竹刀畫之，或以印記，後竟運刀成字，書法閒雅，在黃庭樂毅帖間，人不能仿，鑒賞家用以為別。”意思是說，時大彬請人用毛筆預先題寫在紫砂胚體上，在紫砂壺將幹未幹時，自己用竹刀在胚體上依毛筆的提頓轉折逐筆刻劃。其後熟練，竟自行以刀代筆，不再請人落墨，賦予款識以個人風格，以致別人無法仿效，並因而成為歷代鑒賞家鑒定“時壺”的重要依據。從傳世紫砂器上觀察，明代紫砂藝人中除時大彬外，尚有李仲芳、徐友泉、陳信卿、沈子澈、項聖思等一批壺藝名家刻劃署款。以刀刻署款必須有一定的書法基礎和較高的悟性，而一般工匠很難達到，當時宜興紫砂藝人中有一部分人自己寫不了字，只得請人落墨鐫款，於是就有“工鐫壺款”的專門人才，如明代的陳辰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，請他鐫壺款的人很多。因此許多作品雖出自不同藝人之手，但所鐫壺款均由一人為之，給歷代鑒賞家們帶來不少困擾。明代紫砂壺刻款字體流行楷書，多為竹刀所刻。竹刀與金屬刀刻款不同，易於鑒別。竹刀刻款泥會溢向兩邊，高出平面，留有痕跡；金屬刀刻款是在泥平面以下。
大約到明末清初開始逐漸流行印章款，據考許晉候的《六角水仙花壺》壺底有“許晉候制”篆文圓印，乃是我們所見由刻款改用印章的較早實物，此壺現藏三藩市亞洲美術博物館。不過這個時期的紫砂藝人刻款和印章還是並用的，如惠孟臣、陳鳴遠制的壺，“孟臣壺”一般是在詩詞或吉祥語章之下鐫刻“惠孟臣”三字。陳鳴遠可能是最早把書法篆刻藝術施展於壺上的第一人。他的印款渾樸蒼勁，筆法絕類褚遂良，行書款識“鳴遠”二字時人贊其有晉唐風格。“鳴壺”一般是刻款與鈐印並用，且大多是放在一起，這一特徵反映由刻款向鈐印過渡時期的特點。陳曼生承襲了陳鳴遠的路子，在紫砂壺史上他首次把篆刻作為一種裝飾手段施於壺上，“曼生壺”因壺銘和篆刻而名揚四海。曼生壺的底印最常見的是“阿曼陀室”方形印，僅少數作品用“桑連理館”印。像“阿曼陀室”已是專用於曼生壺的印號。
紫砂茗壺用印多為兩方，一為底印，蓋在壺底，多為四方形姓名章；一為蓋印，用於蓋內，多為體型小的名號印。有些茗壺，在壺的把腳下也用印，稱為“腳印”。清代有不少作品有年號印，如“大清乾隆年制”一類印，還有用商號監製印的，如“吉德昌制”、“陳鼎和”等，此類印鑒民國時期頗多，這一時期款識多集中鐫于蓋上、蓋內、壺底，成為當時流行趨勢，用於壺蓋上的印章款大多是這種商號款。在壺蓋上鐫款的茗壺一般都是普通茗壺，極少有精品佳作。
紫砂壺的印章款多數為陰刻，鈐在壺上變成了陽文。但陰刻的圖章敲打在半幹的泥坯上，如果用力過小，字的頂端刀痕往往難以顯露，只有用點力才可以將印章的全部刀痕列印出來。所以即使是同一印章，列印力度不同的印痕，字根相同，字尖卻是不盡相同的，這樣也常給紫砂壺印鑒款識真偽的鑒定帶來困惑。
紫砂壺用款識作偽有兩種方法，一種是真款假壺，此類大多為名家應酬或市場供不應求時，由學徒或他人代制，蓋上自己的印章。還有前代名家的印章身後流傳下來，為後人仿製冒真。另一種是假壺假款，此類作偽手法頗多。現代偽造者多是仿製假的印章或鐫刻假的款識，如採用照相製版技術，用銅鋅版制出印章。也有一些仿製者任意憑空臆造，須加辨識。紫砂壺在燒成後再補款的現象目前尚未發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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