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伯年（1840—1895）初名潤，和尚，字次遠，百年，號小樓。約二十五歲後改名為頤。室號頤頤草堂、倚鶴軒、且住室、碧梧軒、壽萱室等。早年繪畫署蕭山任伯年，後輒署古越伯年，山陰任伯年，山陰道上行者，山陰道士。任伯年的父親任鶴聲，字淞雲，“讀書不苟仕宦，設臨街肆，且讀且賈，善畫，尤善寫真術”。由此可見，伯年繪畫出版庭訓。據任董叔《題任伯年四十九歲所攝照片》其父在太平軍攻克紹興前夕，“乃詭丐者，先其逃逸，求庇諸暨包村，中途遇害卒”。父親死後，任伯年為謀生，來往于上海、寧波以賣畫為生。他與族叔任阜長同在寧波姚燮大梅山館，與名士“萬個亭、陳朵峰諸君子，一見均如舊識，宵（三｜｜冉）燈，雨戴笠，探勝尋幽。相賞無虛日，江山之助，友生之樂，斯游洵不負矣”。不久他同任阜長到蘇州，伯年繪畫已初露鋒芒。雅片戰爭後，上海已替代了明清時期經濟文化中心的蘇州和揚州，是我國最大商埠之經濟中心，貿易之盛，也促進了繪畫購買力的與日俱增。各地文人、畫家薈萃于此，上海成為全國畫家最集中的地方。任伯年在“錢業公會所禮聘”的胡公壽幫助下，推薦他到古香室箋扇店賣畫。他的畫越畫越好，求者越來越多，名聲也越來越大，他適應了海上市民新的審美觀念，並與趙之謙、胡公壽等互相切磋、揣摩，跳出了舊花鳥畫的圈子，對中國畫進行改革與創新。形成了清閑、活潑、平易近人的畫風、中西融會貫通，把花鳥畫的形式變得更加豐富，表現手法更加多樣，形成了他鮮明的藝術個性，促進了海上花鳥畫的境界並成為“海上畫派”的巨匠。
任伯年是個多才多藝的大家，他不僅能在人物畫中馳騁，花鳥、禽獸、制壺、陶塑榜樣精能。就花鳥而論，無論雙鉤填彩的工筆畫，還是寫意、沒骨、勾花點葉、大潑墨，他能工寫兼備，神韻自得。不但有鮮明的民族性、形象性，而且有強烈的情感性、裝飾性，使花鳥畫創作能在社會和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，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。
尺寸約34.6*137公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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