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大山人 (1626-1705) 即朱耷。清初畫家，譜名統，南昌(今屬江西)人。明朝皇族江甯獻王朱權第九世孫。
19歲時國破家亡，心情悲憤，便裝啞扮傻，在門上貼個大啞字，不與人語。23歲在奉新山出家為僧，并在耕庵老人處受戒。後又返俗，不久又做道士，在南昌建青雲譜道院。由於長期積憂抑鬱，遂患顛狂之疾，顛態百出。所書名號八大山人，必聯綴似哭之或笑之的字樣，蓋意別有在。
其畫風格特殊，簡單奇異，不落恆蹊，而用筆用墨，於豪放中有溫雅，於單鈍中有含蓄，能用極少筆墨表現極複雜事物，與石濤畫風異曲同工，影響於清代花鳥畫極大。畫鳥只畫一足，畫眼則眼珠向上，所謂白眼看青天，以寓其不平之氣。
八大山人的字、號、別名特別多，他原名統，又名朱耷，號八大山人。所書“八大山人”含意深刻，“八大”與“山人”緊聯起來，即“類哭之、笑之”作為他那隱痛的寄意，他有詩“無聊笑哭漫流傳”之句，以表達故國淪亡，哭笑不得的心情。
藝術特色
八大山人善畫山水和花鳥。他的畫，筆情恣縱，不構成法，蒼勁圓秀，逸氣橫生，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。他的一花一鳥著眼於佈置上的地位與氣勢。及用得適時，用得出奇，用得巧妙。是他的三者取勝法，如在繪畫佈局上發現有不足之處，有時用款書雲補其意。
八大山人能詩，書法精妙，所以他的畫即使畫得不多，有了他的題詩，意境就充足了，他的畫，使人感到小而不少，這就是藝術上的巧妙。
八大山人的畫對後世繪畫影響是深遠的，他的藝術成就，不落常套，自有創造。他的大寫意，不同于徐渭，徐渭奔放而能放，八大山人嚴整而能放。清代中期的“楊州八怪”，晚期的“海派”以及現代的齊白石，張大千、潘天壽、李苦禪等巨匠，莫不受其熏陶。(轉載自錦繡中華網)
尺寸畫約28.2*52.5公分
八大山人（1626-1705），姓朱名耷，為明太祖第十六子寧王朱權的後裔。族人朱謀湮《畫史會要》記載：祖父朱多征，號貞吉，父朱謀鸛，號痴仙，皆工書畫。朱統鑾，是八大山人最早的姓名。當明朝滅亡，他廢棄了自己的姓，取號雪個，最後自號八大山人。他把「八大山人」四字緊密地聯綴起來，看來就像草寫的「哭之」或像「笑之」，有哭笑不得之意，來寄他國亡家破之痛。他把書畫作為當歌當泣，抒發胸中磊落抑郁之氣，以豪邁沉郁的氣格，簡樸雄渾的筆墨，開拓了寫意畫的新風貌，是中國畫壇上革新的巨擘，也是中國畫壇上的寫意大師。
八大從小受到家庭藝術的教養。陳鼎在《八大山人傳》中說：「山人八歲能詩，善書法，工篆刻，尤精繪事。」還說：「嘗寫菡萏（荷花的花苞）一枝，半開池中，敗葉離披，橫斜水面，生意勃然，張堂中，如清風徐來，香氣滿室。」
八大十一歲能畫青綠山水，十七歲為諸生。
崇禎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，他十九歲，崇禎朱由檢吊死煤山，從此明朝亡了。為了記住亡國之悲痛，他組成一個奇怪的簽押，仿佛像一個「龜」字，這簽押便是崇禎吊死的日子--「三月十九」四字。於是裝啞扮。
有一天，他突然在自己的門上，大書一個「啞」字，從此對人談話，不是做手勢，就是作筆談，絕不再開口了。如果話對頭，則點點頭，否則搖搖頭。對賓客寒暄以手招呼，聽人講古今事，心合處則啞然而笑，如此裝啞了好幾年。
清順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八大廿三歲，他棄家至奉新山中削髮為僧，僧名刃巷、傳綮，自號「雪個」。
順治十年（1653年），八大廿八歲，又正式在耕庵老人那裡「正法」。卅一歲，隨其師去奉新蘆田建立「耕香院」，不數年稱宗師。
順治十七年，八大卅五歲。數年，妻子亡故，有人勸他道：為了傳宗接代，是應該再結婚的。八大接受了這個意見，乃蓄髮謀妻，計劃再結婚。（見陳鼎《八大山人傳》）。大概這時候，山人既蓄髮又往往憤世裝佯顛，既由僧還俗，後又轉道。
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八大卅六歲，與其弟迎母回南昌，蓄髮為道士，在南昌城外築青雲譜道院，自稱朱道朗，做了青雲譜主持。（見山人自撰《青雲譜志略．跋》。「……八大山人者，傷世變國亡，托跡佛子，放浪於形骸之外，佯狂於筆墨之間，後委黃冠，自叫良月道人，又號破雲樵者。」（周體觀《青雲譜道院落成記》）。
但在清統治下，他的日子並不好過。這時，道院由其他同道經營，他則常到做和尚的老地方去，把自己說成為「喪家之狗」。四十九歲時，其友黃安平為他畫肖像，八大有題《個山小像》和自題詩，表白了身世境遇。他自題道：
「生在曹洞臨濟，有穿過臨濟曹洞，有洞曹臨濟兩俱。非贏贏然若喪家之狗，還識得此人麼，羅洪道應。」
中國禪宗有曹洞、臨濟、雲門、法眼等五大宗派，在各宗派之間壁壘峻嚴，相互排擠，相互扯皮，而八大由奉新為僧，又在耕庵老人那裡「正法」，又沒有數年稱宗師，這其中定在曹洞，或臨濟等宗派間穿來穿去的，所以把自己在這幾個宗派之間比為「喪家之狗」。這是他自我的譴責，山人由僧還俗而轉道，皆因山人的人生觀急劇的變化所致。正如邵長蘅《八大山人傳》說的「恐山人見復明無望，故皈歸佛法」。又佛法太消極又不如還俗，從出世到入世，瘋瘋顛顛皆含有殘酷的悲劇性，由此引起的瘋顛病就愈來愈重了。
《留溪外傳》記載：
「開始時困在地上嗚咽，接著便是仰天大笑，笑完，又提起一足而跳躍，跳完又痛哭，或挺著肚子而高歌，或手舞足蹈於市中。一日之間，顛態百出，市人惡其噪擾，醉之以酒，則顛止。」
又據邵長蘅《青門旅稿》記載：
康熙十七年，八大五十三歲，清廷以開博學鴻詞科編修明史，臨川縣令胡亦堂為修縣志清八大到臨川官舍作客，參加詩文會，另外胡亦堂企圖強迫八大參加一六七九年的博學鴻詞考試，這是清廷籠絡士大夫進入滿清的統治階層的手段。八大山人因不願屈從附和，終於發了狂疾。有一天便把僧服都燒掉，獨自走回南昌，一股佯狂地在酒店裡，戴著布帽，拖著長袍，鞋子破爛不堪，蹁躚大舞其袖子，在市上游蕩，一群孩子在他後面嘩笑，他完全發瘋了。一直到其侄子認識他，把他留在家裡，不久病才好。
邵長蘅（1637-1704）還說他在南昌時，得北蘭寺僧淡雪的介紹，親眼見到八大。那時，山人約六十五歲，面孔微赤，下巴有少鬚。他與八大山人同宿寺中，夜間雨很大，大風幾乎把門窗吹得跳動起來，竹樹被風吹動聲如虎豹一樣在咆嘯，凄絕之聲，鬧得通宵沒有睡覺。邵長蘅想，如果山人遇到方風（宋浙江浦江人，字韶卿）、謝翱（宋長溪人，倜儻，有大節）、吳思齊（宋浙江永康人，後隱居浦江，字子善）等人，那麼四人一定抱在一起嚎啕大哭了。因為方、謝等人，均是愛國志士，當他們聞文天祥死，悲不能禁，三人曾在嚴陵釣台設祭文天祥，謝翱以竹如意擊石，歌招魂之詞，竹石俱碎，哭得非常悲痛，聯想到邵自己真是慚愧極了。
康熙廿八年（1689）至廿九年（1690），八大畫了張《瓜月圖》，圖中題詩非常隱晦：
「眼光餅子一面，月圓西瓜上時；個個指月餅子，驢年瓜熟為期。」
這是什麼意思呢？有人說題詩中的月餅，有其隱喻之外，這是八大暗指元末反對蒙古人的奴隸統治，於中秋節以月餅後面貼上一小紙作為起義的信號。果真如此，那《瓜月圖》有如煽動性的傳單一樣剌向清廷。
張潮《虞初新志》記載：
曾有一個武人把八大扣留起來，逼八大畫畫，他無可奈何，就在廳堂裡拉屎，結果只好把他放走。他愛誰，恨誰，願意把自己的畫交送給誰，態度是很明朗的。
邵長蘅《八大山人傳》還記載著山人不願為貴顯人作畫：「貧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飲，輒往，往飲輒醉，醉後墨汁淋漓，亦不甚愛惜。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，或持綾絹至，直受之曰：吾以作襪材。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，乃反從貧士、僧、屠、估兒購得之。」
康熙廿八年，八大六十三歲，自還俗後到八十歲去世，是他在生活、思想、藝術諸方面有著新的發展與開拓的重要時期。康熙廿九年，這年宋犖任江西巡撫，八大六十四歲，畫了一幅《孔雀圖》。石壁上題著詩道：
孔雀名花雨竹屏，竹稍強半墨生成。
如何了得論三耳，恰是逢春坐二更。
在清朝的高級官員中，帽子後面都拖著用孔雀尾巴做的花翎，它標志著官的等級。「花翎」從一翎、兩翎到三翎，戴到三翎的官是最高的等級了。他畫裡的孔雀尾巴，正表現了三根花翎，這張《孔雀圖》正是有意諷剌像宋犖等清廷大官的。是諷剌那些奴才們對主子的巴結，而孔雀所蹲的下面站立不穩的石頭，正是指當時統治階級站不住腳有垮台的危險。
此後，八大聲望愈大，更引起地方官府的注視。於是他深居簡出，長年浪跡外鄉，遨游四方。石濤致山人信中謂：「聞先生花甲七十四、五，登山如飛。」說明八大如此高齡而健在遨游。大約到他七十五、六歲，才定居南昌城東自署「寤歌草堂」中，並在此淡泊地度過晚年。直到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初冬因病逝世，終年八十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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